1. 鼠疫的起源与流行

黑死病（即鼠疫）14世纪中（中国元朝末年）横扫欧洲，估计30 ~ 50％的人因而丧命。以后三百年，黑死病反覆侵袭欧洲，疫情依旧惨重。例如1604年，英格兰约克市一年内丧失了1/4的人口。不过，根据古DNA的证据，黑死病史上第一次现身是西元6世纪君士坦丁堡的查士丁尼大疫。

现在丹麦的古DNA专家在欧洲史前人骨上找到了现代鼠疫桿菌（Yersinia pestis，又译耶氏桿菌） 的祖先，那些人骨分别出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的遗址，距今5,000 ~ 2,800年前。专家估计，五千年前鼠疫已是欧亚大陆上的风土病，只不过那时鼠疫桿菌还没有演化出那么强的毒性。

研究人员发现，直到951 BC（西周时代），鼠疫桿菌才获得基因ymt，得以在跳蚤肠道中生存。跳蚤使鼠疫桿菌更容易在温血动物中传播

2. 鼠疫最开始来源

鼠疫牛涝虎旱兔饥龙战的意思是鼠年会发生疫情，牛年会发生水涝，虎年会发生旱灾，兔年会发生饥荒，龙年会发生战争。

这也是对未来几年会发生的灾难的预测，真实性也是有待考证的，不过2020年鼠年的疫情确实是影响了全世界。

十二生肖的由来有一个民间传说，轩辕黄帝要选十二动物担任宫廷卫士，猫托老鼠报名，结果老鼠忘了，从此猫见老鼠就寻仇。原本推牛为首，老鼠偷偷爬上牛背占先机。

虎和龙不服气，被封为山神和海神，排在牛的后面。兔子不服，要和龙赛跑，兔子跑到龙前面。狗不乐意，一气之下咬伤兔子，被罚倒数第一。蛇、马、羊、猴、鸡之间还经过一番较量，最后猪跑来占据末席。

3. 鼠疫的流行特点是什么

三次鼠疫夺走了一亿多人的生命，鼠疫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自然疫源性烈性传染病。临床主要表现为高热、淋巴结肿痛、出血倾向、肺部特殊炎症等。

历史上首次鼠疫大流行发生于公元6世纪，起源于中东，流行中心在近东地中海沿岸。

公元542年经埃及南部塞得港沿陆海商路传至北非、欧洲，几乎殃及当时所有著名国家。这次流行持续了五六十年，极流行期每天死亡万人，死亡总数近一亿人。这次大流行导致了东罗马帝国的衰落。

第二次大流行发生于公元14世纪，其起源众说不一。

此次流行此起彼伏持续近三百年，遍及欧亚大陆和非洲北海岸，尤以欧洲为甚。欧洲死亡两千五百万人，占当时欧洲人口的四分之一；意大利和英国死者达其人口的半数。据记载，当时伦敦的人行道上到处是腐烂发臭的死猫死狗，人们把它们当作传播瘟疫的祸首打死了。

然而，没有了猫，鼠疫的真正传染源——老鼠，就越发横行无忌了。到1665年8月，每周死亡达两千人，一个月后竟达八千人。

直到几个月后一场大火（史称“伦敦大火灾”），烧毁了伦敦的大部分建筑，老鼠也销声匿迹，鼠疫流行随之平息。这次鼠疫大流行在历史上称为“黑死病”。

第三次大流行始于19世纪末（1894年）。

它是突然暴发的，至20世纪30年代达最高峰，总共波及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的六十多个国家，死亡达千万人以上。此次流行传播速度之快、波及地区之广，远远超过前两次大流行。这次流行的特点是疫区多分布在沿海城市及其附近人口稠密的居民区，家养动物中也有流行。

4. 鼠疫最早出现的年代

公元6世纪东罗马帝国发生鼠疫大流行，持续了近半个世纪，流行严重时一天死亡万人。这场瘟疫彻底毁灭了查士丁尼皇帝试图复兴罗马帝国往日辉煌的希望。

鼠疫在6世纪40年代第一次暴发时，就夺去了当时主要的城市中心——其中以君士坦丁堡为代表——超过20%人口的生命。只是在后来暴发疫情的时候，鼠疫带来的死亡率稍微降低了一点而已。

5. 鼠疫的发展史

高贵的“口罩”

公元前六世纪时，波斯的拜火教的教义里规定着世俗的气息是混浊不洁的，因此在举办重大的宗教以及祭祀活动时，教士往往需要用布块包着面部才能参加。

这也应该是人类史上最早出现的“口罩”。

不过这个时代的“口罩”，和后世的防护作用是八杆子都打不着，更多的还是一种代表着身份高低的象征，往往只有贵族、教士才有资格使用。

而除此外，在中国元朝时也有类似的“口罩”出现过。

在元朝皇帝进餐的时候，所有需要接触到菜肴的侍应以及大厨都需要在口鼻处蒙上一种黄金线和蚕丝织成的丝巾，这是为了避免侍应呼出来的气息污染到菜肴，这应该也是在中国最早出现的口罩雏形。

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个时代的所谓“口罩”虽然也有着防护的作用，不过并非是用于医学用途，更多的还是一种权贵阶级的身份象征，代表着和普通人身份差异的象征。

鸟嘴医生的面具

中世纪的欧洲黑死病盛行时期，许多直接和病人有过接触的医生，被感染上鼠疫的概率极其大，这也就导致了和鼠疫作战的医生不断减少，敢前往疫区行医的医生，早已被判了死刑。

再这样下去可不行啊，毕竟中世纪懂点医学知识的人可没有多少，而这个时候鸟嘴面具就这样诞生了。

1619年，法国皇帝路易十三的御医Charles de Lorme为了减少医生感染的概率，发明了一套防传染的医生服装。

这套“鸟嘴套装”的作用其实很多：口鼻处用皮做成尖尖的鸟嘴形状，里面塞满了各种香料和药材乃至香水，当时医生认为这能有效的阻隔带有病毒的空气；而眼睛处往往配有红色的玻璃，这能避免患者的体液触碰到眼球部分；而高大的礼帽则能避免和鼠疫患者接触过近，长袍和披肩往往是用皮革制成，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并且医生往往不会用手直接接触病人，而是用手上的长棍进行检查。

这套装备先不管到底对防护病毒的作用有多大，但已经算得上现代防护服雏形了。口罩被鸟嘴面具替代，除了鸟嘴下方会留有一个小小的进出气口，鸟嘴面具再也没有其他的缺口，而勉强算得上封闭的长袍以及披肩应该算是最简易的防护服了。

不过由于当时的医生也对鼠疫没有太多的有效治疗方法，他们会的往往还是放血疗法，也因此鸟嘴面具也和死亡扯上了关系。哪里出现了鸟嘴医生，就代表着那里已经死倒了一大片。

其实鸟嘴医生套装实在对鼠疫起不了多大的防护作用，医生在对抗鼠疫的过程中依旧死亡惨重，不过当医护人员开始有了防护意识，这也算是一个好的开始。

鸟嘴面具，应该是人类首次在医学防护领域使用的“口罩”

口罩的诞生与应用

自19世纪开始，人们发现空气中带有大量细菌的时候，这个时候个人卫生才开始被引起重视。

虽然在外科手术中使用的器械已经采用了无菌处理，医生也开始穿戴手套、手术帽，但患者的伤口依旧容易在术后感染。

直到1895年，德国病理学家德莱奇发现空气中的病菌会使患者伤口感染，而人的飞沫以及体液也将导致伤口进一步恶化。而在外科手术的时候，正是因为医生的飞沫导致患者伤口更容易感染。

而德莱奇建议医生在手术过程中用纱布遮住口鼻，大大减少了患者以及医生的感染数量

6. 鼠疫的产生

《鼠疫》试图以客观的立场不动声色地呈现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奥兰的一场灾难。当然，没有任何叙述者可以纯然客观的立场讲述任何事情。小说的主要叙述者也是故事的核心人物，一个叫里厄的医生。小说的开篇，作者通过故事中的另一个人物塔鲁给里厄大夫勾勒了一幅肖像：

“看样子有三十五岁。中等身材，肩膀壮实，近乎长方脸。深色的眼睛率性十足，但是下颌突出。高鼻梁非常端正。黑头发剪成寸头。嘴角呈弓形，厚厚的嘴唇几乎总是紧闭着。晒黑的肌肤，黑色汗毛，总穿一身深色衣服，但是同他很搭配，整个样子有点像西西里农民。”

看样子这是一个隐于人群的普通医生，几乎都是深色的特征。他在鼠疫事件中担负着重要的职责，也是推动情节和连接其他人物的核心。这个小说的情节并不是特别曲折跌宕，作者几乎漫不经心地按照时间的推移记录了这个故事，所以重点是人物及其内心变化。

在故事的开始，门房死了，里厄察觉到事情不妙，但他很谨慎地与奥兰医师协会沟通，恳求隔离新发现的病人。接着他给省药品储备库打电话确认疫苗的存量。他已经发现这鼠患背后潜伏着疫情，但又不愿相信，这时候他的内心十分焦虑矛盾，文章用很长的篇幅来描写里厄医生的心理变化。他在窗前眺望世界，回想人类历史上相似的灾祸，对眼前的状况进行评估，最终决定驱逐疑虑采取措施。

“里厄大夫打开窗户，突然涌入市井的喧嚣。”这句话写得很好，开窗的动作极富象征性，文中多次写到里厄医生在窗前的场景，窗形成一种界限，个人与世界之间的分界。是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还是做一个冷眼旁观的局外人，这是每个人面临的选择。

“确定性就在那里，在每天的劳作中。其余的一切都系于游丝，系于微不足道的举动，不可在这里恋栈。做好本职工作才是关键。”这种冷静和理性支撑着里厄挺过后面最黯淡无望的时期。

接着小说引入第二个人物，一个市政府职员，约瑟夫·格朗。此人在白天统计死亡人口，夜里则偷偷伏案写作，说是写作，实则毫无天赋，只能在一行句子中反复斟酌。在格朗刚出场的时候，小说通过里厄的视角说，像格朗这种身体强壮者，即便遭逢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鼠疫，也会幸免于难。在故事结尾，疫情退散之际，格朗还是染上了鼠疫，其症状之恶化让所有人绝望，格朗认定自己必死，他甚至烧掉了自己最珍视的手稿。他最终奇怪地自愈了，这也和另一个人物塔鲁的死亡形成有趣的对照，恰能说明死亡是不可预测的，命运是非理性的。

在疫情刚刚扩散的时候，里厄向省政府提出隔离建议。省政府为了避免引起民众恐慌，拒绝向公众公开疫情，只是轻描淡写地报道了一下。“到了第三天，里厄总算见到了省政府的布告。白纸小布告，匆匆张贴在城里最不显眼的角落，从内容上很难看出当局正视这种形势。”看到这里，只能感叹，各地的政客都是相似的。文中类似的对当局的讽刺还有不少，但这并不构成小说的主题。这部小说聚焦的点不在于批判官僚政治，而是更关注个人在灾难中的处境与抉择。

小说的第二部分从全城封闭开始。封城造成了人们的分离。在故事发生的年代，还没有电信通讯，只有原始的信件，封城带来的隔绝比我们今天更惨。作者用了大量笔墨来描述人们在封城后的感受，他用“流放感”来概括这种普遍的心理。

“不错，时刻压在我们心头的这种空虚、真真切切的冲动，即非理性地渴望回到过去，或者相反，加快时间的步伐，还有记忆这些火辣辣的利箭，这些正是流放感。”在这种普遍的流放感中，有一类人体会最深。“只因他们在旅行中意外遭遇鼠疫而滞留在这座城中，既远离难以相见的亲人，又远离自己的家乡。在通常的流放中，他们是最深度的流放。”作者塑造了一个记者朗贝尔，以他作为这类深度流放者的代表人物。

朗贝尔被困于城中之后，因牵挂巴黎的女友，曾设法逃出城。小说对他着墨也不少，他的思想经历了艰难地抉择和摇摆。最终，基于同情和道义他放弃了逃走，而加入了朋友自发组建的救援队。面对朗贝尔“自私的”出逃，加缪并没有通过叙述者里厄对他进行道德指摘和绑架，而是始终温和地听之任之。这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似乎是很难理解的，但这恰是加缪想要表达的，即人道的同情。里厄对朗贝尔的处境是理解的，并基于此默许了他的行为的合法性。朗贝尔是去是留始终是他个人的选择，没有人有立场对他进行道德批判。朗贝尔这个人物刻画得很真实，他作为一个异乡人被困于一座瘟疫之城，他的恐慌和孤独感是十分符合情理的。他一开始无法像本地人一样积极地投身于斗争中去，这不仅是自私的缘故，而是一个局外人的自然反应。面对医生和朋友们的抗争，作为一个有良知和怜悯心的人，他的转变也是十分自然的，毫无夸张的献身精神。这部小说里所有的人都是普通人，他们的反应和抉择并没有高于常人多少，作者没有宣扬任何英雄主义，从而保证了作品的真诚度。

小说中的第三个人物，一个自称葡萄酒代理商的神秘人物科塔尔。他以自杀未遂登场，他的隐秘故事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而展开，带有一定的悬念。这个人物在前半场看似不起眼，却是一个重要角色。他揭示了鼠疫背后的人类痼疾。这个矮个子男人从一登场就十分神秘，他惧怕被警察抓捕，甚至因此渴望地震，希望世界同自己一起毁灭。鼠疫的爆发使他得以藏匿在封闭的城中，所以在鼠疫似乎要结束的时候，被围困已久的人们开始松弛和欢喜，只有科塔尔因疫情的退散而懊丧不已。后来官方宣布解禁，人们陷入狂欢，科塔尔焦虑疯狂地向人群射击，被警察逮捕。科塔尔是塔鲁最憎恶的那种人，即认为自己有权利剥夺他人生命的人。但这种人也是一种不可否认的存在。

小说中的第四个人物，让·塔鲁，他是开篇大夫出诊时遇到的一个男人。大脸膛、眼窝深陷、两道浓眉、侧影笨重，给人很笨拙又顽固的印象。他是小说中仅次于里厄医生的叙述者。文章开篇通过里厄的叙述告诉我们，塔鲁是鼠疫爆发几周前定居奥兰的人，他似乎收入颇丰，为人宽厚，还有一种记笔记的癖好。他的笔记偏爱记录琐碎的小事，所以小说的很多信息来源于塔鲁的记录。后续的许多事件和人物也是从塔鲁的视角呈现出来，所以这个人物显得尤为重要。

在鼠疫扩散得超出省政府的控制能力时，塔鲁主动向里厄提出组建志愿卫生防疫队。加缪在此处并没有借里厄之口表达对塔鲁的感激或感动，似乎这种义举并不值得过分颂扬。在医生和塔鲁之间，有一段严肃的对话，关于是否信仰上帝和斗争的意义。塔鲁认为与鼠疫的斗争始终只能取得暂时的胜利，不可能有什么赢局，赢了也没有意义。但即便如此，他依然甘愿冒险去斗争。他并不是对攻克鼠疫缺乏信心，而是对人性，对社会早已失望。

关于恶的问题，他在文末和医生还有一段重要的对话。塔鲁向医生交代了自己的过往。他讲述了青年时期所目睹的一场审判。此处嵌套的故事又与加缪的《局外人》形成巧妙的互文关系。在这场审判中，青年塔鲁对被告产生了不可抗的同情与怜悯，并由此对法庭产生了厌恶和恐惧，甚至连自己的父亲（法官）也被他视为无情的刽子手，当然还有其他希望促成审判的人。于是，他离开了家庭，但行刑队杀人的味道始终缠绕着他。他无法接受建立在死刑基础上的社会，所以变得绝望悲观。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仅仅发现，今天，比较而言，即使好人也难免杀人或者被杀，因为他们就生活在这种逻辑之中，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致人死亡。是的，我依然感到羞愧，我领悟了这一点，也就是我们所有人都陷入鼠疫中。”

塔鲁的思想有些偏激，他认为每一个漠视他人死亡的人都是间接的刽子手，所以他悔愧自责，毕生都难以获得内心的安宁。最后他被鼠疫带走了。他最后的时光在医生和医生母亲的守护下度过。在他同鼠疫斗争的最后阶段，依然展示了一个勇士的隐忍。每次和朋友目光相遇，塔鲁都努力挤出微笑，以宽慰他人。塔鲁的死是全书中最令人遗憾的地方，因为他太善良，太为别人着想，似乎这样的好人不应该得到如此结局。而作者恰恰安排他死在漫长的鼠疫即将告结的前夜。这样的安排未免太残酷了，而这种残酷的结局带给医生强烈的冲击。

“里厄由此清楚地感到，这是最后一次失败，而这次失败终结了战争，将和平本身变成一种永难治愈的伤痛。大夫不知道塔鲁最终是否找回安宁，但至少此时此刻，他自信已经了解，他本人永远也不可能安宁了，正如失去儿子的母亲、埋葬朋友的男人那样，永远也不会有休战的时刻了。”

所以，只有塔鲁的死，而不是科塔尔的死，才最能体现死神的无情，才最具有悲剧色彩。面对塔鲁的死，医生终于领悟到他先前所说的暂时的胜利。“在同鼠疫博弈，同生活博弈中，人所能赢的，无非是见识和记忆。”而这不足以成为让人好好活下去的动力。

在这场鼠疫中，被带走的人很多，还有一个特别的人物，帕纳卢神父。他是一个有学识有激情的耶稣会会士，他试图以鼠疫激起人们心中的罪恶感，并以此促使人们悔过向善。他的身材敦实，满面红光，嗓音洪亮，十分适合做激情的布道。但是，他最终也死于鼠疫，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他愿意接受上帝而安排，而拒绝就医。在神父身上，寄寓了加缪对宗教的反思与质疑。文中写到神父亲眼看到一个无辜的男孩被鼠疫折磨致死的场景，这无疑强烈动摇了他对上帝的信仰，但他致死也没有承认这一点。

“官方欢庆的第一批烟花，从昏暗的港口腾空而起。全市居民长时间的欢呼声隐隐传来。科塔尔、塔鲁以及里厄曾爱过并失去的那些男子和那个女人，他们无论死去还是有罪，此刻全被人忘却了。这位患病老人说得对，人始终是老样子。”

这位患病老人也是文中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常年宅居，厌恶钟表，每日倒腾两碗鹰嘴豆来计时，可却能说出很多精辟的话语。在他听闻塔鲁死讯时，他说“最优秀的人总是先走。这就是生活。说到底，鼠疫究竟是什么呢？鼠疫就是生活，不过如此。”当他听说政府要建造一座鼠疫死难者纪念碑时，他笑得喘不上气，“我在这儿就听得见他们说：‵我们这些死者′……回头他们就去大吃大喝。”可见足不出户并不妨碍他洞察社会与人心。

总之，这场历时十个月的鼠疫终于结束了，但里厄医生却像一个局外人一样冷眼旁观着欢庆的人群，不仅仅因为鼠疫带走了他的妻子和挚友，而是他深知作为疾病，鼠疫杆菌不会灭绝，而是随时可能带给人灾难和教训。这也是加缪这篇小说试图告诉世人的，不管是作为疾病的鼠疫，还是人心中的恶意，都从来不会根除，鼠疫的威胁一直都在。

这部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主要人物的经历也简单，每个人物都代表着社会某一类人物，通过他们在鼠疫中的作为和想法来反映这场灾难带给所有人的冲击。所以，这部小说以人物塑造见长，人物的性格伴随着疫情的发展获得了变化。当然，刻画得最好的两个人物是医生里厄和塔鲁，作者对于社会和人性的反思往往是通过二人来完成的。整个故事通过参与者来叙述，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和阅读的代入感。不同叙述者之间的互相审视和评判也避免了作者的直接说教，给人留下很大的反思空间。

7. 鼠疫起源于

鼠疫（黑死病）起源于中亚，1347年蒙古军攻打黑海港口城市卡法（现乌克兰城市费奥多西亚）时，将瘟疫传入，之后由亚欧商人传到欧洲 ，然后首先从意大利蔓延到西欧，再蔓延到北欧、波罗的海（世界上盐度最低的海）地区再到俄罗斯等国。

8. 鼠疫的来源传说

　　“烧王船”是一个民俗，烧王船的民俗起源于汉人移民台湾后，面临岛上瘴疠横行，企图借助神力求平安的最原始民间信仰。烧掉王船与扫除瘴疠后，人们立感心安病除，隐约间可以让人嗅出寓环保于民俗的味道。“烧王船”祭典盛行于台湾西南沿海，一直是台湾地区最著名且最重要的庙会活动之一，它的原始意义是送瘟出海，如今虽已演变成祈安降福的活动，但仍存有浓厚的瘟神色彩，使得“王船祭”至今笼罩着神秘、严肃的气氛。每三年一次，王船祭醮为期一星期左右。 　　基本介绍： 　　烧王船的传说 　　自古以来，华南地区就是一个高温多热、鼠疫、霍乱、伤寒、疟疾丛生的地方。时常发生瘟疫，面对突来的灾害，一向以草木之富的中国人却束手无策，以为瘟疫的流行就是瘟神疫鬼的作祟。在这种状况下，尚鬼祁巫就成为治病的唯一方法。但是瘟神总是瘟神，谁也没有办法确定神么时候他会发起脾气，传说之中，疫鬼的巢是在海中飘渺的海岛。聪明的中国人终于想出一套美丽的神话，热情款待之后，编造纸船送他（读ta ,是称上帝、耶稣或神的第三人称代词）出海，希望他们回到自己的老巢不再回来。 　　明朝有这样记载：“幸而病愈，又使巫作法，以纸糊船，送之水际，此船以夜出，户人皆闭户避之。” 　　但是，居民非常惧怕王船，传说王船若不幸靠岸，不仅不能逃避，还得捡拾起并为它 建庙或做醮普渡，否则举庄遭殃。并且祭祀不可以太寒酸，不然惹他们生气。王船飘着的地方，对当地居民而言，当然是一种凶兆，但总有因祭祀而人丁兴旺的。慢慢地，王船就退去恐怖的色彩，最后变成一个吉祥的神器。

9. 鼠疫起源于中国

鼠疫（黑死病）起源于中亚，1347年蒙古军攻打黑海港口城市卡法（现乌克兰城市费奥多西亚）时，将瘟疫传入，之后由亚欧商人传到欧洲 ，然后首先从意大利蔓延到西欧，再蔓延到北欧、波罗的海（世界上盐度最低的海）地区再到俄罗斯等国。鼠疫其实起源于中国，鼠疫在中国的历史悠久，早在汉、唐时期就出现过，而且几个朝代灭亡皆与其有关。